被称为“云林禅寺”的杭州灵隐寺，是江南最著名的禅宗丛林。每年新春，这里信众云集，香火缭绕，祈福祝祷声不绝于耳。寺中大雄宝殿内高达19.6米的释迦牟尼佛像，更是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这尊闻名遐迩的佛像，与东阳人有着不解之缘——1956年，东阳木雕界20余名高手集结杭州，用精湛的技艺制作了这尊江南体量最大的木雕佛像，成为中国佛教造像史上的佳话。
50年前的设计图纸引出一个谜
20世纪50年代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主佛设计初稿。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鉴赏专业教授何鸿醉心收藏，尤其精于鉴别、收藏佛教造像艺术品，收藏了多幅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敦煌时期”的莫高窟壁画线描粉本以及杭州著名寺庙、各大洞窟佛教造像的老照片。
不久前，何鸿教授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一张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佛像初步设计图纸。这张署名“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的设计图稿为淡黄底色，采用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蓝图”格式，佛像和底座、背光、宝盖以及周身的飞天人物等图案用蓝色线条白描绘就，线条流畅，纹饰流丽，造型严谨，宝相庄严。何鸿教授自述：这张图纸于20多年前偶然所得，当时与一大批佛教造像资料购入，但不知此图何人所作。2012年，何鸿教授和同事谢成水教授一起将此图捐赠给杭州灵隐寺，由灵隐寺住持光泉大和尚接收。
“当时，光泉大和尚曾问及此图作者，很遗憾无从相告。”说起此事，何鸿颇为歉疚，“年前去寺中喝茶，与光泉大和尚探讨灵隐佛教造像艺术，再次感佩此图作者之笔力精深，欲探知其来龙去脉。”
何鸿教授发布于朋友圈内的此图，被辗转发至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陆光正手中。“这是中国美院邓白教授的作品！”与邓白教授有着深厚交情的陆光正给出结论，“1956年，一批东阳木雕工匠前往杭州参加了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像的雕制工作，设计图纸就由邓白教授绘制。不过，最后的成品与初稿有所出入，原因在于东阳木雕前辈根据东阳木雕艺术特色和佛教造像工艺作了修改。在此事中，东阳人起到了主力作用。”
东阳木雕两度结缘杭州灵隐寺
1956年灵隐大佛主要制作人员。前排左一为王凤祚，左二为马凤棠；后排从左往右依次为陈鹤亭、詹振辉、高建新。
东阳政协文史先贤华德韩先生曾在其著作《东阳木雕》里记载了一段往事——
1949年7月，年久失修又被蚁蛀的杭州灵隐寺大殿，在风雨中倒塌了，28米长的大梁折断，砸毁了3尊佛像。1951年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杭州，听了省市领导汇报后，表示支持修复灵隐寺，并拨款120万元（含部分地方经费）。1952年6月，浙江省文教委牵头，组成了“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宋云彬为主任委员。
修复佛像为1尊还是3尊？用什么材料？发生不同意见难以决定时，又请示政务院。周总理明确表示：“佛像只重塑一尊释迦牟尼，材料用当地香樟木。”大方案一定，东阳木雕艺人马凤棠便接受指派，协助杭州园林管理局提出计划和预算。越半年北京批准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组成“灵隐设计工程专业小组”，由邓白、史岩、马凤棠、陈鹤亭、高建新、詹振辉、王凤祚等7人组成。
马凤棠是何许人也？据东阳市工艺精品馆、东阳市艺海木雕竹编研究所编著的《东阳木雕竹编史料》（2010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记载：马凤棠，1941年出生，横店镇夏厉墅人。14岁离乡去上海，在胞兄马凤郁的作坊里学雕花。1950年，经著名艺人刘开渠介绍，马凤棠进入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民间艺人进修班工作，民间艺人进修班改为民间美术创作室后，马凤棠又任创作室负责人，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浙江分会副主席。1958年，浙江美术学院设立民间美术系，邓白担任系主任，马凤棠担任副主任。1962年，马凤棠出任省民间工艺研究所副所长，主管全所业务，协助全省工艺美术新产品的开发。他长期从事木雕教学与创作，竭力扶持东阳木雕的复苏和振兴。
马凤棠熟知东阳木雕的历史传统和技艺，各种雕法得心应手，更擅长于设计创作，思路活跃，题材广泛，雕镂精细。代表作《三打祝家庄》出口墨西哥，《民族大团结》和《李时珍》被北京博物馆收藏，《祥林嫂》被鲁迅纪念馆收藏，《南昌工人纠察队》和《抢修涂家埠大桥》被南昌“八一”纪念馆收藏，《山村新风貌》被南京中山纪念馆收藏。
马凤棠参与灵隐大雄宝殿修复工程，让东阳木雕再度与这座江南名刹结缘。《东阳木雕竹编史料》之《东阳木雕、竹编大事》一节中记载：“民国年间，内行木雕装饰的建筑年份未明或不知雕饰者的有杭州黄龙洞、净慈寺、上天竺、玉皇山寺、慈云洞、玉泉、中天竺、下天竺、灵隐寺等。”这份名单几乎包罗了杭州的著名寺院，明确告知杭州灵隐寺由东阳工匠行木雕装饰，只是工匠姓名不明。
东阳木雕历史上以多层平面浮雕为主要技艺，以樟木等为雕刻材料，以不上漆或只上清漆形成“白木雕”特色，这与周恩来总理指示“用本地香樟木雕刻”的要求不谋而合。马凤棠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任职，则成了东阳木雕再度结缘灵隐寺的直接渠道。
能工巧匠攻克大佛重建技术难题
东阳木雕工匠在灵隐寺现场雕制莲花宝座。
灵隐设计工程专业小组成立后，由邓白主持绘制设计图稿。邓白当时主持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彩墨画系和民间艺人进修班的教学，擅长工笔花鸟画，线条刚健有力，设色清雅秀美，颇富装饰性。从所存的这幅灵隐寺释迦牟尼像设计初稿可以看出他的线条功力。
由浙江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浙江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编著的《中国·浙江工艺美术》一书中记载：“灵隐寺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像重建……这是建国后浙江工艺美术界首次参加大型古迹的修复工程，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赞扬。在总体设计中，对大佛的造型参考了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取其精华，先捏出泥稿小样，定稿后再用引进的‘点心机’放大，然后分段制作。”图稿中的释迦牟尼像采用了唐代风格，经郭沫若同志审定后，由民间工艺创作室出泥稿。泥稿小样完成后送京审查，经周恩来、朱德同志过目认定。整个设计工作历时3年，于1956年1月至9月进行整修。
据1957年1月21日《新明报·晚刊》所刊发报道《杭州灵隐寺大殿进行修缮，樟木大佛像开始雕刻，两位美术教授设计，民间艺人担任指导》载：大佛的设计工作由邓白和史岩担任，当时佛像的宝座和背光都已完成，正在雕刻佛像的主身。由此可知，佛像雕刻应该始于1956年9月，1957年完工。
整个佛像的技术工作由马凤棠负责，他从东阳招聘了22名木雕艺人进行佛像的雕刻和拼装，包括陆润寿、张定能、赵金清、陆金友等人。
其中，大佛的莲花宝座及周围7尊小佛像由陆润寿设计。陆润寿，1902年出生于横店镇湖头陆，是东阳木雕总厂创始人之一，1958年调浙江省民间美术研究室工作。他从小拜师学艺，勤奋刻苦好学，在技艺上有独到之处，尤其以用凿简练出名，往往一支凿就能转换移用，一凿多用，变化无穷，即使是雕刻一件非常复杂的作品，也只需要十多支凿就能完成，为同行所折服。从邓白教授的设计初稿可以看出，原先的佛像宝座采用6层仰覆莲图案，仰莲部分5层莲瓣（最上层被衣褶遮盖），覆莲部分仅1层莲瓣，而且莲瓣硕大，夸张变形，比例不一，交错分布。经过陆润寿改进后，宝座为5层仰覆莲，仰莲部分减少1层，整体比例顿显和谐；莲瓣形态和排列方式也作了改善，莲瓣饱满，排列规则，达成了“濯清涟而不妖”的效果。令人惊奇的是，宝座并非整木雕成，因为莲瓣形体硕大，每片高约1米，因而是用东阳木雕圆雕和深浮雕结合技法雕刻出每一片莲瓣，再组装而成。宝座完成后，被赞为“似盛开怒放的荷花，显得庄重肃穆，熠熠生辉”。7尊小佛像位于大佛背光最外圈的焰光层上，邓白教授的初稿中背光最外圈只有灼灼燃烧的焰光，并无佛像；背光外部的墙壁上设计了4尊飞天像和各种花卉。经过讨论后，飞天像和花卉等略去，改为在背光中嵌入7尊小佛像，以浅浮雕技法雕刻背光，用半圆雕技法雕刻小佛像，栩栩如生。1957年，陆润寿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授予“名艺人”称号。
整个佛像高19.6米，其中佛身净高9.1米，莲花宝座高度为3米，莲花座下须弥座高为2.5米，重达26吨。这么大型、超重的佛像，自然不可能整木制成，艺人们“化整为零”，把佛像分解为34块，用香樟木拼合而成。承担这项工作的是有着“活鲁班”之称的东阳木雕名技师赵金清。1908年出生于横店镇厦厉墅的赵金清，从小学木匠活，技术全面，是位有“本事”的木工技师。他与东阳木雕结缘后，长期在东阳木雕总厂服务于东阳木雕的木工制作，甘当配角，不但在家具的造型、绘图、翻样设计上成就显著，而且在生产制作上出类拔萃。面对灵隐寺大佛的巨大体量造型难题，赵金清精确切块分离，精心计算各榫头和卯眼的数量和位置，利用传统的榫卯工艺准确组装合成，被赞为“天衣无缝”，人称“东阳活鲁班”。他还会设计制作木雕宫灯，造型别致，雕饰精美，古朴精致，独树一帜。1957年，赵金清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授予木工技师，是当时浙江省唯一的省级工人技师。
大雄宝殿宫灯也由东阳人雕制
来自温州乐清的黄杨木雕艺人王凤祚当年也参与了灵隐大佛的重建工作。其子王笃芳大师在为父亲所撰的回忆录《雕艺流音》中也提到了此段往事，并附上一张照片：照片后方是一尊高大的佛首，有两人多高。前排左一为王凤祚，左二为马凤棠，后排左一为陈鹤亭，中为詹振辉，右为高建新，均于1953年调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民间美术创作室。可以看出这是5人在制作佛首泥稿后的合影。陈鹤亭是温州乐清人，擅长佛像雕塑。詹振辉系福建漳州人，精于佛像制作的脱胎和彩绘工艺，主要负责对大佛的手予以脱胎制作，还主持佛像的彩绘装饰，灵隐寺四大金刚等佛像的盘金、彩绘大多出于他之手，其色彩之准、绘技之工至今仍为同行所叹服。高建新是福州人，精于德化陶瓷和脱胎漆艺。此外，王凤祚从乐清虹桥请了6位擅长雕刻佛像的师兄弟，负责佛像头部和手的制作以及其他部位的表面彩绘工作。
这么大的佛首如果用香樟木制作，重量不言而喻。而从现存的灵隐寺释迦牟尼像看来，整座佛像并非呈直线竖立，而是上半身微微前倾，这么大的佛首如何解决稳定问题？
这里其实有故事：释迦牟尼佛像身躯由5部分拼合而成，原设计全部用香樟木雕刻，后来发现超负荷了，就将佛首和手改为中国传统的大漆脱胎造像工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后产生的佛教特有造像工艺，它先制作好泥胎，调配好的生漆在泥塑上反复涂抹均匀，每层漆上完后贴上裁剪好的夏布，绸布等物，贴好后再上1至3次生漆，使其完全粘合在泥塑上。如此逐层裱褙，达到规定的厚度后停止裱褙，等干燥后后掏去泥塑的内胎而保留外表的生漆裱褙。
与大佛配套的供桌和须弥座，均用东阳木雕技法雕刻连载的佛经故事，题材广泛，人物众多。
整个佛像制作完成后，经周恩来批准，用了96两黄金为大佛和配套设施贴金，金碧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释迦牟尼佛像前所悬的宫灯，也由东阳木雕工匠设计制作。1924年8月，巍山镇下甲村细木工斯达山（1887年至1926年，又名监英），与巍山镇沈良村雕花匠沈金辉合作，为杭州灵隐寺雕制八角花篮式大宫灯一盏，造型美观，雕刻细腻，制作精良，至今仍悬于大雄宝殿中央。
综上所述，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及释迦牟尼佛像的装饰和制作，东阳人居功至伟，值得铭记。
（感谢东阳市工艺精品馆原馆长、东阳市艺海木雕竹编研究所所长金柏松，东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原秘书长、东阳市木雕红木产业管理办公室平台建设科科长楼秀民，为本文采写提供线索。）
（东阳日报 吴旭华）
